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师德师风建设，在多个场合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教师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要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广大教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
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走来，自身携带着“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起着教育和引领作用。对此，我是受益者，是有亲身体会的。
1984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87年留校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到现在，都快四十年了，我也快到退休的时候了。回顾我作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成长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许多老师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有两位大先生对我的成长和发展有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
一位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许征帆先生。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学术大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当时许先生同时指导两个专业的博士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是第二个专业的学生，应该是我国高校这个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许先生在我读博期间以及后来，都指导和影响着我的成长。
另一位大先生是我的岳父，哲学院的陈先达先生。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教育家，曾获全国最美教师、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他的精心指导也对我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许征帆先生和陈先达先生尽管风格特点不同，但作为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
第一，他们都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们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经历新旧社会的对比，又接受党多年教育培养，以及实践锻炼，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许征帆先生是归国华侨，从小在海外打拼，后来回到祖国贡献力量。他家墙上一直挂着著名书法家舒同给他写的“海外赤子”四个大字。两位大先生都爱党爱国，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包括自己受到很大委屈，都毫不动摇。他们总是教导学生，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许先生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题，认为这很有现实意义，但又一再告诫我要突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以及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并把论文题目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两位大先生都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都成为不同行业的骨干。
第二，他们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注重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从老师到学生，都注重在原著上下功夫。许征帆先生有一次给我们几个学生上课，搬来自己常用的四卷本马恩选集，让我们看他研读时写的批注。上面有用不同颜色划的重点，有各种符号，特别是有许多眉批。我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场面，大为惊讶。许先生去世后，学校图书馆为他的批注做了电子扫描和保存。陈先达先生也是在经典著作的研究上见长，经典著作烂熟于心，被人们称为“行走的马列词典”。有人特别欣赏他的文笔，说是“诗的语言，铁的逻辑”，问他为什么文笔这么好。他回答说是从马恩原著中学来的。在他读过的经典著作上，比如马恩全集第3卷和第42卷，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批注和符号，我最近也交给出版社去扫描。
第三，他们都热爱教学，喜爱学生。两位大先生都是学养深厚、学术卓然的大家，但他们都十分热爱教学工作，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到晚年无法上讲台，也还是在家里或散步的路上跟学生讨论问题。许先生一上讲台就精神抖擞，用他那略带闽南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他可以不用讲稿和提纲，连讲几个小时，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接不上，而且十分生动活泼。陈先生是江西鄱阳人，家里是渔民，有着渔民的大嗓门，讲课特别有激情，有话筒也不用，到晚年做报告的时候依然如此。有一次，他在家里给我讲着什么，越说声音越大，把我岳母也惊动了，从里屋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他并不是那种以激情见长的学者，而是激情与理性相结合的哲学沉思者。他并不是总在特别动感情的时候才扩大音量，而是在讲到自己特别有思想心得的创新之处才特别激动，越讲嗓门越大。我想真正的思想者应该就是这样吧。他们都对学生特别亲切，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关心指导他们的学业，也关心帮助他们的生活。
第四，他们都注重文体文风。两位大先生都是文章高手，一手锦绣文章。他们都有很清醒的文体意识和自觉的文风意识，擅长用人们能够看得懂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写作，在质朴而优美的文风中传扬马克思主义真理。许先生是新闻记者出身，从小爱好文学，16岁时给报纸投稿。他们不仅写严谨的学术论著，也重视写报纸理论文章。陈先生晚年热衷于哲学随笔的写作，65岁以后写的十多本哲学随笔，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比如《漫步遐思》《静园夜语》《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等。他喜欢写短句子，并告诫我们要多用句号，认为这样简洁有力。有意思的是，许先生正好相反，喜欢写长句子，但是长得独具风格，优美而韵味十足，无可挑剔。《教学与研究》的老编辑任大奎老师有一次跟我说，你老师的句子太长，我想给他删减一点，结果是一个字也删不掉，真是没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每一个字都作了认真安排。这就使我感到困惑，也想问清楚这件事。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对面的商场闲逛，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他指着商场里的商品对我说：“你看这一排商品，它们的牌子上可以用两种形式来标注，一是‘服装’‘鞋帽’之类最简明的字句，二是用较复杂的表述如‘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鞋帽’之类。二者都可以，但我认为后者更有吸引力。”这一生动比喻和有趣的解释使我豁然开朗，认识到“文无定法，贵在得法”的道理。
三
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的关键阶段遇到这样两位大先生。他们带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道路。虽然他们近几年不幸相继离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崇高形象始终镌刻在我的脑海，永远不会褪色，并激励我不断努力。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38年了，在为学为师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学识学术方面，与两位大先生相去甚远，但他们始终是我学习和模仿的偶像。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我深切体会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这里，信仰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也认真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努力把“学原著”与“悟原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我力求像他们那样对待学生，注重教书育人和科研育人的结合。当我的学生毕业成为青年教师的时候，我也总是让他们先站稳讲台，再搞好科研；提醒他们不能一到新的岗位，就只顾自己写文章发文章，而对教学采取敷衍态度。在专业写作方面，我由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上，因而也更注意读者的感受和认知。我做过多种文体的写作尝试，除了专业论著和教材编写外，我曾用理论随笔体写过《追问信仰》，用书信体写过《信仰书简：与当代大学生谈理想信念》，用对话体写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等，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我深知，自己的努力与党的要求和学生的期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以大先生为榜样，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可亲可靠的引路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