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形成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理论的战略安排、体制机制、制度规训、价值导向、主体自觉、依靠力量和政治生态等内容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理论的价值原则、战略方针、重要方法和条件保障等理论基石，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为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为世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开创了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新境界。
适合中国国情。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反腐败的中国特色是什么？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的研究成果丰富，也不乏有专家学者们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非常有造诣的真知灼见。例如，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舆论制约权力等等，尽管我国在这些理论的运用上富有中国特色，但这些理论在世界各国指导反腐败斗争也同样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而且有些理论还是我们“拿来”的，以致有很多人对西方“三权分立”为什么不适合中国的认识产生模糊或者仅仅停留在信念和立场层面。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侯勇教授新著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论》正在于探寻反腐败的“中国特色”，试图探寻中国特色反腐败的理论内核。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按中国人的交往方式、行动逻辑、文化背景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廉政建设问题，不脱离国情、不照搬他国模式，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时俱进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体制、制度和机制。这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厚滋养，源自于社会主义监督理论的丰富发展，源自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总结凝练，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建构的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创新理论和实践。
提供中国方案。坚持用法治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系统的设计整体推进，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一，从宏观层面上看，建立政党、国家、社会于一体的立体式反腐败体系，健全权力制约与权利制约、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完善巡视巡察制度建设和工作格局，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用制度管权管事治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二，从中观层面上看，以权力制约和监督为中心，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为核心，健全纵横、上下、内外相结合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制机制。以规范用权为保障，健全权力运行的法治制约和监督；以党性治权为根本，健全权力运行的伦理制约和监督；以公开行权为补充，健全权力运行的权利制约和监督。第三，从微观层面上看，从腐败行为的经济本质入手，以建立健全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为补充，发挥公民、组织、网络新媒体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把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结合起来，使权力主体形成“廉荣贪耻”廉洁价值观和道德基础，实现廉政自律。
彰显中国智慧。在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出发，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围绕“人、权力、利益”三个核心范畴，抓住制约和监督权力这个关键，以德法兼治为基础，以主体规约为根本，以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为核心，以政治建设为根本，不断完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为基础，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性力量，从内外两个维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这一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血脉，充分汲取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智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思想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超越西方模式。西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案设计主要是以西方理论和西方语境为本位，强调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强调分权制衡的有限责任政府、公民权利实现和法治保障，有其共通性和合理性。但在分析建构中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时，还需考虑权力腐败治理的特殊性，考量中国权力腐败发生的文化和社会生态背景，关注权力运行具体场域空间中存在权力主体、权力运行、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因素。中国特色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就是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生态中，围绕“权力主体与权力运行”为核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的整体性治理逻辑。一方面，围绕“权力”这个核心，坚持纪法协同策略，既深化党内法规建设，又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阻断权力资本化通道。另一方面，围绕“权力主体”这个核心，提升权力主体党性和自律，完善利益激励和容错机制建设，建构以“人与权力”并重的“正人治权”治理模式，铲除腐败滋生的文化生态和制度漏洞，建立标本兼治、纪法协同的腐败治理体制机制，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外部他律和内部自律的统一，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既反映了我们党推进反腐败斗争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的治理自觉和廉洁自觉，也为世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邵景均（作者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