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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先生与故宫文物南迁

时间:2020-07-13 07:40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字体大小:放大 正常 缩小        浏览次数: 

    一

  庄灵先生把他的名片递给我,名字是手写体,端庄秀美。

  我脱口而出:“瘦金体!”

  徽宗的瘦金体,我独爱的一种书体。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2》里,把它当作一种很险的字体,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险中求胜,宋徽宗这位输掉了江山的失败者,在书法上却是独步古今的最大赢家。

  端详着名片上的瘦金体,我问庄灵先生:“您写的?”

  庄先生回答:“家父写的,庄灵两个字,是我从家父的书法中集的字。”

  原来是庄严先生的字。庄严先生,本名庄尚严,字慕陵,号六一翁,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用他自己话说,叫“宣统出宫我入宫”。

  庄严先生的书法,在他的公子庄灵先生的名片上,我是第一次见到。我曾读过蒋勋先生对庄严先生的书法的评价,写到这里,找来一看,原话是这样:

  “他写瘦金体,执笔很紧,笔笔出锋,笔锋尾端却不像宋徽宗那么刚硬锐利,少了帝王的富贵华丽,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潇洒。”(蒋勋:《手帖》,第224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那一代故宫人,几乎个个是书法家。马衡先生,字叔平,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被迫辞职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电报公文上,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衡先生的行书手迹,流畅中见静穆沉稳,但作为金石学家,他最钟情于篆书,王国维、钱玄同、刘半农纪念碑上的碑额篆字,皆为马衡先生亲题,气息古雅,线条工稳,如他自己所说:“不朴不华是谓真”。难怪周作人一篇回忆马衡先生的文章里称赞他待人谦恭,“既衡且平”,人如其名。

  名片上小小的瘦金体字,令庄严先生一身长衫、瘦削温静的身影如在眼前。我没有见过庄严先生,只见过他的旧照片。他的影像里,藏着那代人特有的儒雅与风度。

  他一生都很瘦,让我感觉手无缚鸡之力,但就是这瘦弱书生,在抗战时期,把一万多箱故宫古物从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其中就包括马衡先生、庄严先生最看重的十具石鼓,使它们免于战火之患,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他们的身体里,藏着无法估量的力量。

  与庄灵先生相遇,是在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宝蕴楼。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楼房,曾用作“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库房。1933年开始的文物南迁,许多古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2018年,我们在宝蕴楼开“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来自台北的庄灵先生是受邀嘉宾之一。1938年出生于南迁路上的庄灵先生,那一年刚好八十周岁。但他身板很直,声音洪亮,说标准国语,性格开朗明亮。从那以后,我们多次见面,成了忘年交。

  我们开会的宝蕴楼,二楼已被布置成故宫博物院院史陈列室。里面有庄严先生的照片,也有庄灵先生的照片。那是1947年在重庆南温泉,故宫博物院南迁人员和他们的家眷们,闻听抗战胜利的消息,知道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兴奋之余,拍了一张大合影。那时的庄灵先生只有九岁。八十岁的庄灵轻轻走到照片前,与九岁的自己对视,默然无语。

  

  博物院成立之初进入故宫的,如李宗侗先生(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马衡先生(古物馆副馆长)、沈兼士先生(文献馆副馆长)等皆为北大教授,庄严先生、欧阳道达先生、张庭济先生、单士元先生等则是学生辈。这两代人的到来,一扫旧宫殿里的陈腐之气,把考古学、文献学这些“五四”以来的新兴学科带入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从那时起,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马衡先生很幽默,周作人回忆他的一件事: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余世存:《非常道Ⅱ·循行廿九》)

  1928年9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公布,故宫博物院直属于国民政府,内部组织分“两处三馆”,即: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10月,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公布,除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马衡、李宗侗这些故宫博物院创始人员以外,还包含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政界要人,他们是:蒋中正、汪精卫、宋子文、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熊希龄……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

  1933年元旦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次日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故宫古物运送上海保存。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古物。(《行政院密令(字第四六五号)》,《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类》第62卷第7-8页)

  宋子文说:“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刘楠楠、蔡全周、庞璐:《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古物装箱的责任,落到了庄严先生身上。回忆当年为古物装箱的经历,他觉得最难装的,就是那十件石鼓。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后来写了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其为“石鼓”,而应称为“秦刻石”。但“石鼓”之名,已约定俗成。石鼓共十只,每只皆为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的花岗石,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有文字,因铭文记述了当时游猎、行乐的盛况,所以又被称为《猎碣》。

  石鼓文以四言诗写成,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祭祀等,风格情调与《诗经》相似,是《诗经》之外的又一叙事史诗,上面刻写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它上承秦国书风,被称为篆书之祖,与同时期金文(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相比,动感更加强烈,康有为形容它“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须整就,自有奇采”。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目前仅存二百余字,一字可抵万金,所以康有为称它为“中华第一古物”。

  第一批古物运走以后,庄严先生得到密令,让他将十件石鼓装箱,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运。

  庄严先生后来回忆说:“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一吨,鼓的本身,虽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决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晒、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磨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庄严先生面对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历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许多裂缝,再不能受力,实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达古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他学到了包装石鼓的密方。

  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用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棉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浆糊黏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纸裱糊妥贴,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绳扎紧。这时候,每一个石鼓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

  出发前,郭葆昌先生请马衡、徐森玉(时任古物馆馆长)、庄严几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锅。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当时北平著名的收藏家,他的宅邸,名叫觯斋。饭后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件书法珍宝,一件是王献之《中秋帖》,另一件是王珣《伯远帖》。本书前面说过,当年乾隆在养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晋人法帖,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万暇之机,常常伏案把玩,爱不释手。没想到子孙败家,到溥仪手上,一部分被转出宫外,一部分被卖到宫外。《中秋帖》和《伯远帖》是被瑾妃偷取,遣人卖给后门外的古玩店——品古斋,后来纳入郭葆昌先生之手。庄严先生说:“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248页)唯一遗憾的是,乾隆至爱的“三希”,从此分家。

  三

  庄严先生和故宫同仁一起,带着所有不可能搬走、又必须搬走的古物,去了上海,去了南京,入藏专门为故宫修建的朝天门库房,又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把它们抢运出来,分北、中、南三路西迁,庄严先生走的是南路,他和同事们带着古物,与头顶的日本轰炸机抢时间,经武汉、长沙、桂林,一路搬到了贵阳,庄严先生第四子庄灵先生,就在此时出生。

  庄灵先生在遥远的贵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回忆说:“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原载《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第9期)

  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表情却是那么静穆端庄,内心那么笃实坚定,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他们从长城脚下的北京城出发,过黄河,过长江,又溯长江而上,到岷江,到云贵。他们从江河到江河,从平原(华北平原)又到平原(成都平原),十年八载,千里万里,他们的生命力,并没有在道途中有所减损,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历史文明的滋养,使筋骨血肉变得愈发坚韧茁壮。

  其实,他们在护佑古物,古物也在护佑着他们。庄灵先生说:“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

  他们的成长环境,是那样的艰苦,又是那样丰饶,那样得天独厚。他们的少年心,也会变得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舒展自如,健壮丰美。庄严先生的四位公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后来皆卓有成就——庄申先生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史专家、香港大学艺术系的创始人,庄因先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庄喆先生是著名画家,庄灵先生是著名摄影家。艺术四门类,四兄弟各持一门,相得益彰。少年苦寒的岁月里,故宫文化的滋养是寂然无声的,却在他们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质,足以让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马衡、庄严先生最牵挂的那十具石鼓,则跟随那志良、梁廷炜、吴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迁的北路,先由火车装载,由津浦线转陇海线到宝鸡,在宝鸡换汽车,在大雪中翻越秦岭,经过四十八天,把北路古物全部运到四川汉中,再进入成都。

  车过剑门关时,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栈道残迹,忽然间想起五代曹伯启的《南乡子》,词曰:“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清灯夜更寒。”

  1945年10月,那志良先生请欧阳道达先生用他庄重谨严的碑体,将这首词写成中堂,来纪念他艰难的西迁岁月。整整一个甲子之后,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将这幅中堂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我想起庄严先生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清点清宫古物时,看到一些宫殿的墙上挂着“九九消寒图”。“九九消寒图”上用端庄的楷书写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双勾字,每个字(繁体字)九划,后妃们每天填写一笔,从“入九”第一天,一直写到“九九”的最后一天,刚好九九八十一天。把这九个字全部填写完,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就不再远了。

  在我看来,“珍重待春风”的“珍”字,可以用来代表珍宝;而“重”字,不只可以指重量,也刚好是“千”“里”二字的组合。于是,这“九九消寒图”里,居然含纳着世间万物,有时间,也有空间,甚至暗含着古物南迁路途的山高水长、气象千万。

  千里珍重,道出了他们的艰辛,也是对他们的祈愿。

  忘记了哪位南迁人员的后辈讲过,他们小时候练毛笔字,就是用“九九消寒图”来描红,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的填字游戏,笔划回转间,寄托着他们对故都与故宫的无尽思念。填满十二张“九九消寒图”(从1933年开始南迁到1945年日本战败,刚好经过了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他们就该回来了。

  四

  1947年,古物向南京集中,石鼓走陆路,其余走水路。运石鼓的卡车,由那志良领队,从重庆出发,经江西、安徽、江苏到南京。6月,在綦江,一辆车控制前轮的“拉竿”断了,车子失控,司机为让汽车停下,故意撞到一棵树上,结果车子翻倒,所幸石鼓份量很重,停在了原地,没有滚下悬崖,而且包扎严实,毫无损伤,司机也安然无恙。

  1948年底,三大战役打响,共产党摧枯拉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2月2日清晨,庄严先生随772箱古物(其中故宫博物院320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此后又有“海沪轮”装载3502箱古物(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箱),“昆仑号”运输舰运载1248箱文物(其中故宫博物院972箱)驶去台湾。《快雪时晴帖》随着这不到三船的古物,飘去了台湾。

  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迁古物(如加上随故宫古物一同南迁的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古物,共为19816箱72包15件13扎)中,运台古物有2972箱(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古物)。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纯属不实之言。

  孩子们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庄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参见庄因:《漂流的岁月——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栖迟天涯》,第5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马思猛:《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33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庄严的诺言,是何等的庄严。赴台古物几经辗转,于1950年汇聚在台中雾峰北沟,为了能够在那闷热多雨的孤岛上保护好那批古物,于1965年在外双溪专门建成一座台北故宫博物院,用于庋藏从大陆迁台的古物。

  庄灵先生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蒋中正与宋美龄前往北沟参观故宫古物后与工作人员的合影。杭立武先生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是刚刚从洗衣店取回的,匆忙中,洗衣店的条子竟然忘记撕掉,她就带着洗衣条与蒋先生夫妇合了影,这是我一再放大照片后发现的,而照片中的人物,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在镜头前依旧满面春风。这一小小破绽,反而透露出历史的真切与亲切。

  就在部分古物运台的同时,行政院致电马衡,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未曾南迁的古物运往台湾,为了阻止这批古物赴台,马衡采取了一个战术,那就是拖,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庄严、那志良等故宫同仁赴台之后,他们曾经奔走的这块土地,成立了新的共和国,在北京,一个开放阔大的人民广场取代旧皇宫构成了城市的主题。1950年1月,存于南京、未及运往台湾的南迁古物1500箱以火车运回北京,其中就包括那十具石鼓。马衡院长在1月24日记中写:“参加接运委员会讨论路线问题,余主张由西车站经过中山公园桥入天安门、端门、午门,东经协和门南而入新左门,孟宪臣勘路回,谓天安门内路极不平,不如入东华门,余亦不坚持。下午冶秋来,同看中和殿,以储石鼓,冶秋同意。”(《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第11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953年和1958年,存放南京的古物继续北运,分别为716箱和4037箱,至此,除了去台文物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古物(2176箱,现存南京博物院),南迁古物全部回到了它们的出发地。从1933年第一辆南迁卡车驶出午门,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

  那些1933年留在北平,没有来得及被带走的古物,在北平沦陷的八年,一直蜇伏在故宫博物院,像冬眠的松鼠,等待着生命的复活。1942年,日伪接收故宫博物院,试图劫走故宫内的铜缸制造炮弹子弹,因故宫博物院留守人员(其中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任命的代理院长祝书元、南迁时奉命留守北平的行政处长张庭济等)与日本人周旋斗争,先交出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二千斤,在日军威逼下,又“以次充好”,交出“既无款识又不能断定时代”的铜缸54口,这些铜缸被运走后,至今杳无音讯。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座、铜炮一尊,还没来得及运往本土,日本就宣告投降了,这批古物也被从天津追回。(参见童永纪:《日本侵略军强索故宫铜缸充军需》,原载《北京档案》,2006年第9期;刘楠楠:《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原载《中国档案》,2018年第4期)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1949年阳春三月,随着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怀抱。

  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罗歌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宝座,大声说道:“几百年来,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现在,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也登上这个宝座。有人说,老百姓登上宝座,会头晕,会掉下来的。今天,我的头并不晕,也掉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成为主人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宫,马衡院长还是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马思猛:《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41页)

  1980年,庄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院谢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有一个欣慰,一个遗憾。欣慰的是,自从1948年与石鼓分手后,他一直惦记着石鼓保存的情形,后来儿子庄申自香港转来一篇叶恭绰先生文章,说石鼓回到北京开箱时,“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叶恭绰:《石鼓归京在故宫》,转引自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4页),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那石头,就是石鼓;而他遗憾的,是没有让“三希”重新团圆。

  庄严先生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他的口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

  北平。

  五

  2018年5月,庄灵先生从台北飞到北京,参加故宫研究院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场所精神:故宫文物南迁遗址保护与活化的实践之道”学术研讨会。会议之余,他执意要去石鼓馆看看,我知道,他是代他父亲去看。他要走很远,从举行会议的建福宫,一直走到宁寿宫的石鼓馆。但他走过南迁路,又跨海而来,这最后一公里,物理距离无论如何谈不上远,只是由于某些因素,他等待了大半生。

  遗憾的是,那一天,石鼓馆闭馆,老人的脸上写满了遗憾。11月,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举行了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第二次学术会议,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会议,庄灵先生又如约而至,这一次,我和南迁所副所长徐婉玲一起陪同庄灵先生去了石鼓馆,一进馆,就看见那十具粗朴的石鼓,仿佛自天外陨落的巨石,亿万斯年,一直在这里等候。苍老的字迹,还停在秦穆公的时代里,带我们回到了我们民族文字的初始。

  庄灵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表情静穆如石。

  我猜,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远的岁月洪荒。(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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